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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朗天
韓片《逆權大狀》在社運界中掀起一陣波瀾，不少觀眾看後都說今天的香港人看此片，會有特別的感受。
韓國好戲之人宋康昊在片中飾演一名貪財圖利的律師（因為他學歷不足，窮過，了解受盡白眼的滋味），然而，由於恩人的兒子捲入國家安全案，被白色恐怖統治者屈打成招，搞讀書組被視為宣揚革命、顛覆國家，他從而頓悟、挺身而出，對抗不義的國安檢控。後來他示威被捕，有多達九十九名同業出庭為他辯護，成為一時佳話。
電影改編真人真事，集中處理主角律師的心理轉變，而韓國右翼軍法統治、學生和群眾抗爭的歷史則是敘事背景。不公義的建制以國家之名，踐踏人權，（刻意）忘記政府只是人民授權管理國家、國家的主權在於人民的神聖事實。他們動輒代表人民發聲，綑綁民眾以自重，說話特大聲，口氣特嚴重。他們控制武力，每每在適當時期宣布「國家」進入特別狀態，以便他們以保衛國民安全之名進行嚴苛的管治。
近月港片多了貼近時勢和社會發展的商業作品，如《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香港仔》、《竊聽風雲3》等，之前也有類似的《報應》、《過界》。然而，要拍出像《逆權大狀》那樣鼓動人心的電影，還需等待。
何解？當然是港片（包括合拍片）投資方仍不相信反映社會真實的電影會有大眾市場。他們和積弱的電視台一樣，只看到部分庸俗的被動觀眾，娛樂公式依然被視為可一再搬弄的賺錢保障，所以即使有有心編導發功，也每每受到掣肘。
部分資深製作人同樣對太具社會意義的電影有保留。遠離政治和缺乏理念之間，變成雞與蛋的關係。只不過，《逆權大狀》的最大啟示正是：講政治講社會其實與表現人性不衝突。人性變化、人文關懷和說好一個故事畢竟才是要點，不必蓄意迴避現實議題。只要略作轉型，套入探討人性的框架，在擴大創作空間之餘，也與現實同呼吸，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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