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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樹廣
「今天，我給大家講的題目是：過去二百年海外漢學研究的五個重要突破。」講者是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鬍鬚花白，前額高聳，溫文爾雅，一望便知他是位睿智的學者。
我們是在浸會大學舉辦的第二屆中華國學論壇茶歇時認識的。當你面前的「美國佬」用純正的普通話與你大談《四書五經》時，相信你也會像我一樣對他肅然起敬。
費先生遞過來的名片上密麻麻印有許多學術名頭：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人文學院委員、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委員、英文中國哲學季刊副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海外研究員等。浸會大學饒宗頣國學院院長陳致教授告訴我，費氏的研究重點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他尤以研究英國大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著稱。
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敲開中國的大門，西方傳教士也接踵而至，中國經典的翻譯及研究應運而生，費樂仁教授演講中所說的「五個重要突破」講的就是五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西方漢學大師。
他認為，西方漢學研究的第一座高峰是俄國東正教教士比丘林（Nikita ．Bichurin,1777-1852），比氏將眾多儒家經典譯成俄文，是漢學研究「俄國學派」的開山鼻祖。第二位是英國漢學大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他在香港生活了約三十年，皓首窮經，將中國的《十三經》全部譯成英文，回國後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第三位是法語和拉丁語翻譯的法國人顧賽芬（1835-1919）。第四位是德國人衛理賢（1873-1930）。最後一位則是葡萄牙人戈振東（1906-1993）。
近代以來，西方世界湧現出許多優秀的漢學家，費樂仁主要是指西方各國在儒家經典譯介方面的大師級人物，從主要語種角度各選一名代表人物。我覺得，比丘林、理雅各等正是利瑪竇和湯若望等早期西方的東方學家的學生和繼承者。再往前溯，我們可以窺見馬可波羅等東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背影。這些漢學家是東西方交流的先行者，其譯著仍被對中華文化感興趣的西方人閱讀，其事跡和理論成果亦被今人研究着。
費樂仁教授興奮地告訴我，去年他去莫斯科出差，發現俄羅斯的漢學研究水準極高，季塔連科院士主編的六卷本《中國精神文化大典》令人稱奇，只可惜他們與西方漢學界接觸得不多。我與費教授相約去喝午茶，我期待着這次有趣的見面。
理雅各有句名言：「耶穌是我的上帝，而孔子是我的教師。」讓我們記住他的話，多讀些書，多讀些好書，豐富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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