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後，一直致力於讓中國成為一個法治國家，但傳統的力量太頑強，人治與法治不斷博弈，「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人治時期，憲法和法律被摧殘殆盡。實行改革開放後，總的方向是走向法治，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無論是從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到確定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無論是法律體系的形成，還是建設法治政府、完善司法體制，這些都是法治進步的過程。

中國內地的政治發展進程表明，什麼時候忽視法治、法治鬆弛，什麼時候就內亂、矛盾、怨聲四起。舉個例子，薄熙來的垮台，緣於王立軍的出逃，也就是說，一個偶然事件終結了「重慶模式」。試想，如果沒有這個偶然事件，如果「重慶模式」推而廣之，上升為「中國模式」，將是什麼後果？「文革」的悲劇會不會重演？

也許正是看到了這種潛在的風險，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達成了共識，力圖從「頂層設計」入手，規避人治的風險，讓「中國號」列車始終在法治的軌道上安全運行。一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被媒體稱為「第五個現代化」。如果說當時只是拋出了一個概念，那麼，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則是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這一場圍繞總目標的政治轉型已經開始。

預示憲法地位和人大權威將大大提升

「依法治國」說到底是「依憲治國」。如果說「法治中國」是一棟大廈，憲法就是整個大廈的基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就像樑和柱，其它的法律規則就像磚瓦。

四中全會公報中寫道：「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這個表述看似簡單，卻來之不易。2012年12月4日，當選總書記僅20天的習近平，就在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30周年大會上高調宣示：「憲法高於一切」。今年9月，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重申「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如今「依憲治國」進入四中全會公報，這充分說明，面對快速發展期、社會轉型期、改革深水區，執政黨已深刻認識到，越是在關鍵時刻，越需要發揮法治的作用。

不僅如此，全會還明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這說明，「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沒有停留在「共識」的層面，而是明確了方法和路徑。

對於私權，「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公權，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是世界各國法律界都公認的規則。隨着「依法治國」、「依憲執政」進入操作階段，將會釐清各級政府的「責任清單」和「權力清單」，「權力入籠」的速度會加快。

維護憲法的至高權威，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預示着重塑人大權威的時代已經到來。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將來，人大的職能、機構和人員構成將會有重大變革。

預示中央依法治港的決心絕不動搖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無論多麼「特別」，都絕不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根據憲法的規定，基本法明確了「一國兩制」的原則。「一國兩制」是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也就是說，維護國家統一，才有「兩制」，不維護國家統一的話，「兩制」就無從談起。

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等憲制權力。也就是說，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做出的決定，代表了國家意志，是不可以對抗的。

然而，由反對派發起的非法「佔中」行動，公然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決定，從本質上講，是不要「一國」，把香港當成了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當成了一個國家，這是對憲法和基本法的公然挑戰，是對國家法治權威的公然挑戰。

法律是治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四中全會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清楚表明中央處理「一國兩制」問題上的法治意志。無論非法「佔中」行動有多少推手，「佔中」背後有多麼複雜的國際背景，「佔中」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破壞「一國兩制」實踐的非法行動有多麼猖狂，中央依法治港的決心絕不會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