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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回溯香港的發展史，不難發現此地一直以來都是個天然的貿易和文化交匯點。這也是行政長官梁振英大力推廣香港作為國家和世界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的重要原因。本港青年人必須先了解好香港的角色與獨特優勢，才可以把握好國家發展和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所帶來的機遇，開闢一條邁向成功事業的道路。
近日中學文憑試放榜，看着一群畢業生各自展開人生新的一頁，我便會想，國家和香港可以給予他們什麼？他們又應如何貢獻國家和香港？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要了解國家和香港的關係。這個關係不僅是政治上或法律上的關係，還有唇齒相依的經貿關係。不久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大力推廣香港作為國家和世界的「超級聯繫人」的角色。筆者認為，本港天生就處於「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之中。
「超級聯繫人」角色有歷史淵源
本地經濟學者王于漸教授於1998年曾發表一篇英文文章，題目很有意思：「香港成長為中國的一部分」。今天，一些反對派人士及鼓吹「港獨」的所謂「本土派」認為香港有別於內地，故不應向內地靠攏。但王教授從古到今全面地去審視內地和香港的歷史，得出了兩點結論：一、香港的地理位置注定它是個天然的貿易和文化交匯點；二、每逢中國採取對外開放的政策時，如唐朝和宋朝，香港便會繁榮；而當中國閉關鎖國時，如元、明、清，香港便會經濟蕭條。而有四個重要時期決定了香港的命運，第一個是唐代，奠定了以屯門為核心的港口地位；第二個是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這個不必多談；第三個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時期，當時香港開始對內地採取的邊境限制，大批難民湧入；第四個是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
香港上世紀的經濟奇跡，除了靠自身的努力，還有很多歷史因素在內。其實，自香港被英國侵佔以來至四十年代末，港英政府一直沒有對內地有什麼出入境限制，人民可以自由往返內地和香港。當時，香港的人口結構十分不平均，男多女少，兒童就更少，原因是大部分人都寧願留在家鄉，只有男丁到香港工作，每年往返內地和香港的人口，約佔香港總人口10%至20%，最多不過35%。換言之，在四十年代前，都沒有大量內地人口湧入香港的情況，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地和香港的生活水平沒有分別。而且，與上海和廣州這些大城市相比，當時的香港實在沒有太大吸引力。
日本侵華緊接着國共內戰，令中國的社會和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摧殘，此時，內地人口大量湧入香港。這些人當中，不乏高質素的商業人才，特別是來自上海一帶的人士，他們把製造、零售、銀行、專業服務、電影等專門技術帶來香港，而後來這些行業都蓬勃發展，成為了香港的經濟支柱。在此之前，香港沒有太多這方面的人才，主要行業是船務、印刷、漁農，但其他行業則缺乏人才。而這也是香港和新加坡的起步點最大的不同：新加坡沒有大量外來人才，各行各業本身的發展能力受局限，以致政府要「重手」介入經濟發展，開創出另一種發展模式。
把握時代機遇
發揮獨特優勢
香港未回歸之前，其實早已感受到國家改革開放帶來的商機和影響。香港的商家最早響應改革開放，到內地投資設廠。由於本地製造業失去了競爭力，需要經濟轉型至國際金融中心，繼續發揮香港在中國的獨特作用。而隨着內地經濟持續增長，內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逐漸拉近內地和香港經濟上的差距。於不久的將來，筆者相信可以返回四十年代之前那種深圳河兩岸生活水平沒有分別的狀態。綜觀歷史，那種狀態才是常態。
因此，當我們認識香港的優勢時，不能永遠局限於經濟而言，而是要從多方面去思考和發揮，這也是梁振英特首鼓勵要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以配合國家「走出去」的戰略的重要原因。「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成熟的社會制度、完善法制、具國際視野的人才等，都是賣點；而擁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優越的地理位置，始終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經驗、技術、資金匯聚香港。其實，自唐、宋以來，只要是國家希望香港擔當這麼一個「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香港都會很稱職。如今，香港可謂「重操故業」，我們應該有百分百的信心，去做好這個角色。香港的青年人必須先了解好香港的角色，才可以把握好國家發展和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所帶來的機遇，多從這個角度去了解國家和香港的關係，或許可以從中開闢一條邁向成功事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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