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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南方都市報》將要出版《並非官話：香港官員的大智慧》一書，囑我寫個序言。
看了書名，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香港高官有大智慧嗎？然後，我的第二個反應是：在香港，要完全講官話還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這兩個反應雖然直白、感性，但合在一起，大概就可以構成我想說的話。
文化、視野、制度與人
「香港高官有大智慧嗎？」雖然只是一個問題，但誰都可以明白我對此並不那麼具有信心。我從大陸到歐洲，又從歐洲到香港，居港近十三年，曾無數次發出過這個疑問。由於香港回歸前特殊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教育氛圍，香港形成了與中國大陸和歐美都不同的獨特文化。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散文中這樣寫道：「一個完善的社會必須具備三個標準：富裕的經濟水平、自由的政治氛圍和深厚的文化底蘊。由於特殊的原因，中國大陸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經濟水平也在急起直追，但自由氛圍仍稍顯不足；而香港的經濟和自由都無問題，唯文化底蘊的缺失，令這座城市略顯失色。」
文化底蘊的缺失導致香港有雄厚財力買到世界一流的藝術，但卻無法在本土創造出世界一流的文化；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學者薪酬，但卻無法貢獻世界一流的思想，或至少使思想蔓延到這個商業社會的主要角落。這些都是香港面臨的困惑或「深層次問題」。香港的高官系統自然也無法擺脫這一困惑。十三年來香港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從這裡找到其深層次的根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去十三年，在中國大陸飛速發展的同時，香港由於定位和方向的迷失而明顯地落伍了。與中國大陸的官員相比，香港官員國際化程度較高，但在思維的高度、廣度和深度方面，卻呈現出明顯的差異。
但誰也無法否認，香港的行政系統的規範、效率和廉潔，至今仍為不少地區間所側目。與中國大陸的官員相比，香港官員雖然在思維的高度、廣度和深度方面呈現落差，但在做事的規範方面卻顯示出明顯的優勢。當中國大陸的特殊利益集團已成為一個難以割除的毒瘤時，特殊利益集團在香港要成型，至少還會遇到重重機制的阻力和各方的監督。
這大概就是人與制度之間的關係，亦即人治與法治之間的差別。再優秀的人若沒有機制的監督，也將出現問題。若將這一點擴展到制度層面，擁有制衡和監督的制度也許無法創造最好的結果，但卻能避免最壞的結果。
另外，由於香港的監督不但來自機制的保障，而且也來自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社會外界力量，香港的高官要完全講官話甚至假話，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記得香港高鐵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曾在節目中這樣評論，無論在今天的香港還是未來的大陸，現在做官都越來越難了，因為有太多的制約和牽制，尤其是來自民意反彈的制約；也許有人會說，高鐵這樣好的一件事情，為什麼還會有人反對，但我要說，即便是好事也不必、不應和不可能全民贊同。
對全球中國人智慧的期待
香港回歸中國近十三年了。一百五十年前，英國人將一個漁村從中國人手中奪去；一百五十年後，英國人將一顆東方明珠歸還到中國人手中。「強盜還是老師」，這是中國百年現代化歷程中處理東西方關係時的一個長久困惑。
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當中國重新崛起時，中國人需要從更高的高度，以更廣的胸懷和更深邃的思想，面對本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同時面對同為人類精神財富的西方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在這方面，香港作為過去一百五十年裡中西交鋒和交融的經典個案，能否對中國崛起，尤其是中國崛起過程中制度建設和民族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有所貢獻？這既是我的期待，也是我的問題或困惑。
中國擁有香港，乃中國之福。這句評價包含了須仔細品味才能解讀到位的多重涵義。香港如何珍惜自己，準確定位和把握自己？中國大陸如何珍惜香港，善用香港，善待香港？這些期待顯然都不僅局限於香港高官的智慧範疇，而是對崛起期全體中國人智慧的期待，同時當然也絕非官話。
（本文為即將由《南方都市報》編輯出版的《並非官話：香港官員的大智慧》一書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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