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這次政改方案能夠突破，是因為民主黨願意與中央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憲制決定框架內溝通協商而達致，按照激進反對派乃至民主黨過去「拒共抗中」的思維，這是「投共親中」。因此，今次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標誌著民主黨過往的「拒共抗中」路線出現某種轉型。但是，民主黨轉型將充滿複雜性，這種複雜性，既與民主黨成立的背景與歷史有關，也與「一國兩制」格局下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密切相關。
二戰後香港人口急速上升，當時來港移民的主要願望，只求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鮮有人參與政治活動。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難民的第二、三代在香港逐漸成長，他們轉向以才能和學歷來決定個人的生活和階級的流動，社會也缺乏產生政治動盪的內因。金耀基引用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K.Fairbank）共治的概念，他認為香港戰後能相對穩定，這種殖民地式的管治形態是「行政吸納政治」。劉兆佳則提出「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來解釋香港過去政治的穩定性，由於「官僚政體」和「華人社會」兩者都具有「界域意識」，他們之間都不想干擾對方的運作，兩者之間基本關係仍然維持穩定。
「求大同存大異」的關鍵一步
但香港社會在進入八十年代，出現了劇烈的變化，特別是回歸問題的出現、中英談判，壓力團體興起、港英政府推行代議政制、選舉政治出現等，加上內地改革開放和1989年「六四」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改變了香港的整個政治生態，故用金耀基或劉兆佳的理論，無法解釋八十年代以後香港政治的變化。
民主黨創立於1994年，前身是1989年「六四」事件催生的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港同盟在開始時，囊括了除了匯點和民協之外的所有社運組織成員。在1991年首次立法局直選中，港同盟作為當時最有組織實力的參選者，於市民普遍處於恐慌和迷茫的心理狀態中，在全部18個直選議席中，以壓倒性姿態取得12席，成為「民主派」的旗艦。由於港同盟在「六四」陰影底下的反共、拒共情緒中產生，配合港英當局在過渡期「以主權換治權」、「還政於民」一系列部署，所謂「民主拒共」便成了港同盟乃至後來成立的民主黨的基本政治路線。民主黨在1994年創立時，吞併了匯點，聲勢可謂空前。支聯會、教協和民主黨的核心，長期是三位一體。普選聯的成員，也絕大部分是支聯會骨幹。
2010年5月24日，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等三名成員，獲邀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等會面，討論香港政制問題，這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首次有民主黨兼支聯會核心人物與中央政府官員作正式接觸。其後民主黨8名議員支持政改方案通過，這是21年來民主黨首次與中央達成共識。民主黨和中央邁出的這一步，是名副其實的「求大同存大異」，觸動了民主黨與中央的政治死結，也引發了香港最深層次矛盾的轉化。
民主黨需要「逐步」疏離支聯會
但是，民主黨基本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性質沒有根本改變，民主黨與支聯會的關係仍然沒有改變。一個政黨立場和性質的改變，是一個循序漸進、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較難以突變形式完成。民主黨發表《政改六人工作小組報告》，引述梁愛詩的發言，希望民主黨可以逐步疏離支聯會，為未來發展創造良好條件。但何俊仁當時立即表示「這點不能接受」，並且強調其本人和民主黨的多位成員都不會退出支聯會常委；而梁愛詩也表示這點可以用較長時間處理，不會影響跟中央的溝通。梁愛詩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也表示，中央表達得很清楚，希望民主黨「逐步」疏離支聯會，是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不是說要馬上疏離。
民主黨強調這點，是因為民主黨靠89年「六四」事件起家，就好像公民黨靠反23條立法發跡一樣，這是他們的政治本錢，不會輕易放棄。在「六四」事件走在最前端的民主黨骨幹人士，對「拒共抗中」的政治地盤仍然戀戀不去。因此民主黨最想人知的，就是他們對「六四」事件的堅持。
問題是，民主黨不與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兩大訴求之一的支聯會切割，跟中央溝通始終有點尷尬，難免受到「民主原教旨主義」掣肘。
司徒華與李柱銘分歧的實質
眾所周知，司徒華與李柱銘雖然同為民主黨大佬，不同的是，李柱銘挾洋自重，「不怕當漢奸」。司徒華則立足民主黨基層，並且保持了一份民族感情。兩大佬在「五區公投」和政改問題上分歧公開化，李柱銘要「賣黨」，而司徒華則要「護黨」。如果單憑民主黨何俊仁班子，要站出來和創黨主席李柱銘對撼，有一定難度，但黨鞭司徒華上陣就份量十足。從司徒華與李柱銘的分歧來看，司徒華能客觀看問題，並呵護民主黨內的務實力量。李柱銘在民主黨內失勢，被徹底邊緣化，實際上是民主黨早已在轉型的一個跡象。
公社連擁躉指斥司徒華「出賣民主、出賣港人」時，華叔就憤憤不平即時作出反彈，冒出「賣了甚麼？賣到多少錢？」這兩句。華叔已到古稀年齡，再加上身患重病，人生的路，剩低不會太長。以華叔現在的情況，考慮事情更加不會以名和利為先；因為對他來說，名利已經不再是一個誘因。他在「五區公投」和政改問題上拒絕民主黨被公社連捆綁，並非甚麼「出賣」，反而是希望給予民主黨一條「出路」。
民主黨打「拒共抗中」牌已行不通
民主黨吃「六四」老本超過20年，隨著中央嚴格恪守「一國兩制」承諾及一貫挺港不遺餘力令港人感受良多，「拒共抗中」牌逐漸失去市場，令到民主黨的基礎不斷萎縮。回歸以來四次立法會選舉，民主黨得票每況愈下。在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民主黨取得近64萬票，到了2000年得票下跌到46萬多，2004年民主黨得票進一步下跌到42萬，及至2008年民主黨只得31萬票。民主黨要轉型，就不能只打一張「拒共抗中」牌，尤其是「拒共抗中」牌在大多數香港市民中已逐漸失去市場。據回歸以來有關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斷攀升，香港市民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也日益增加。在此情況下，民主黨只打「拒共抗中」牌已經行不通。
因此，民主黨在「六四」問題上寸步不讓，但轉換到杯葛「公投」和支持政改的問題，民主黨就回禮。一硬一軟，既是民主黨的策略，也顯示民主黨還只是在政治取態上表現出相對溫和、相對理性的一面，本質仍然是反對派，這決定了民主黨的政治立場與政治利益，仍然同建制派和香港的整體利益有所區別。
民主黨的策略，是重新定義跟中央的關係，由「拒共抗中」，到承認中央政府的憲制權威和地位，但條件是要取得北京的認同和善意回應。因為民主黨向中間陣地移去，雖然會損失部分較極端激進的票源，但有了北京的認同和回應，他們就可以向中間的選民招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事實上，公社連搞「五區公投」，捆綁民主黨否決政改方案，是要搶奪民主黨的選票；民主黨杯葛「五區公投」，支持政改，保住了中間選民，只流失了部分年輕激進選票。這對民主黨來說，是以最小的損失化解公社連的搶票策略。
民主黨勇於妥協，為政改突破原地踏步的「怪圈」創造條件，不僅防止了激進勢力大舉入侵自己的基本盤，而且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最廣陣勢，有利吸引更多中間選民。民主黨今次的政治妥協，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選舉利益的需要。民主黨雖然津津樂道通過政改方案上的「功績」，但無法掩蓋民主黨在政治利益最大化下作出的精明選擇。
香港問題的本質沒有改變
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政改突破之後，民主黨既要撬回被公社兩黨搶走的激進票源，又要與民建聯、自由黨爭奪溫和中間票源，因此民主黨已運用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六四」問題上企硬，以撬回被公社連搶走的激進票源；另一方面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最廣陣勢，以便入侵建制派地盤，搶奪民建聯和自由黨的選票。現成的中間選民大約有10萬人，潛在的選民包括已登記卻未去投票及合資格而未登記者則更多，如果民主黨可以取下這些現成和潛在中間票的一部分，那足以抵銷其損失有餘。
民主黨未來是堅持溫和路線還是走回頭路，仍然存在不確定性。民主黨目前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民主黨邁出承認中央政府憲制權威和地位的關鍵一步後，長遠來說走回頭路已不可能。因為在香港政治光譜最激進和最反中亂港的一翼，已經被公社連佔據，民主黨的出路只能是繼續轉型。但民主黨在轉型過程中，既要保住自己的基本盤，又要搶奪民建聯和自由黨的選票。畢竟，香港問題的本質，是爭奪香港管治權的問題，這個問題仍然沒有改變。未來香港的政治生態將更加複雜，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規則也將發生重大變化。而這種環境，是「一國兩制」格局下的常態。建制派必須對此有清醒認識，因勢利導，掌握主動，「而今邁步從頭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