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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國援外工作六十年了。這六十年來，中國的國力、國家定位和國際環境不斷變化，因此援外工作的形式、性質和前景也發生了不少變化。過去六十年，援外工作是中國審視外部世界，以及通過審視外部世界而反觀自身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基礎上，看中國未來的援外工作，人們也可以從中國長期發展的高度，有一些更深的思索。
六十年中國援外的兩條心理線索
從整體上看，過去六十年的中國援外工作循著兩條心理線索展開：一、循著中國對自身國家政治定位的線索展開；二、循著中國對東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的認知展開。這兩條線索在過去六十年，尤其是前三十年有其客觀的國際和國內政治狀況因素，同時也糅合了中國近代與西方世界關係的極其錯綜複雜的情緒因素。
但時至今日，無論是國際、國內環境，還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崛起而出現的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都呈現出與過去六十年之前三十年截然不同的形態，因此未來的中國援外工作，在繼承過去援外工作優良傳統的同時，也必然從新的中國自身定位和新的東西方秩序出發，既反映這一全新的本質，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領這一全新的趨勢。
前三十年：無私的道義援助
六十年前中國援外工作開始時，新中國不但作為一個新生的政權剛剛誕生，而且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和反帝陣營的一員，雖然積弱貧窮，但卻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角色。如果說，這只是新中國對自身的政治定位，那麼這種政治定位及其產生，本身就來源於中國近代遭受西方奴役的屈辱歷史，也是中國幾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夢想。
這種來自歷史、文化深層的政治定位，首先決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在外交政策之下的援外政策。因此，中國援外工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主要是前三十年）內是服務於中國當時的外交戰略，以經濟上的低收益乃至無收益，換取被援國在政治上對中國的支持。不僅如此，在更大的層面上，中國的對外援助是無私的和不附加任何條件的，以實現中國對有關國家在道義上的支持。
當時，許多中國人最早知道遙遠非洲大陸的坦桑尼亞，是從中國援建坦贊鐵路開始的。六十年來，中國向亞洲、非洲、東歐、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區的160多個國家提供了援助，幫助受援國建成了近2000個與當地人民息息相關的各類項目。2000年以來，中國先後4次宣佈對外免債。更重要的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不附帶苛刻條件、不干涉受援國內政、注重發展和民生的實效，受到國際社會普遍歡迎和好評。
客觀上看，這一援外政策在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為中國贏得了許多國際空間，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個無私、反帝反殖民主義的新中國的形象。
後三十年：探索與重新定位
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國力大幅提升；與此同時，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這種環境下，無論是中國對自身的政治定位，還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都發生了較上世紀五十到八十年代幾乎截然不同的變化。
從中國對自身的政治定位來說，新時期的中國較少將自己視為反帝反殖民的大本營，而開始向西方發達世界全方位敞開大門，擁抱世界先進的科技和文明成果。其間，中國雖然依然堅持無私援外的方針，但中國與傳統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在中國著力發展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同時，經歷了一個相對比較微妙的階段。
過去二十年，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從八十年代「蜜月期」轉為近十年潛在競爭關係的二十年，也是中國與傳統亞非拉國家關係重新定位的二十年；過去二十年，既是中國對自身政治定位發生調整，也是中國面對西方世界產生重新心理調整的二十年。如果說，過去六十年對外援助的前三十年，中國因自身政治定位和民族歷史文化因素而採取政治至上的戰略，那麼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則又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八十年代與西方關係「蜜月期」和與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微妙期；二是改革開放後半段，隨著中國崛起，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的微妙期以及與亞非拉國家關係的重新整合。
中國援外工作的重新定位和整合，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發生的。在繼續堅持無私援助的同時，中國對外援助也開始拓展多層次、多方位、多國別以及政治和經濟並重的新模式。但客觀地看，現階段的中國對外援助，還是處於探索期和重新定位期，正在為中國未來更為成熟的國家定位展開探索和準備。
現階段援外的兩大使命
這種更為成熟的國家定位，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中國如何定位和展現一個崛起的大國形象？二、中國如何從心理和國際秩序上定位與西方和亞非拉國家的關係？三、上述定位如何體現在中國的一系列對外行為上？
中國上述國家定位和對外行為模式的形成，將經歷一個比較漫長的探索過程。期間的背景是：當中國擺脫原有政治色彩，拓展務實和重視經濟利益的援外工作時，尤其是兼顧中國自身資源困境時，西方世界開始產生對中國的「新殖民主義」和「中國威脅」的指責；而由於中國自身定位和國際環境的變化，一些受援國也在情感上搖擺於西方與中國之間。
同樣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的持續發展，現階段的援外工作還要為中國進入成熟期的援外工作提供基礎和指引。換言之，現階段的援外工作不但承擔著自身探索、轉型和消除西方世界「中國威脅論」的任務，而且還要探索中國未來作為成熟大國的援外模式。
中國援外的上述兩大使命，其實都依然需要重溫前三十年中國援外的道義感和責任感。雖然時空背景已經不同，但一個崛起的中國必須不再重複過去西方崛起的陳舊邏輯，這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重大使命。就現階段而言，中國的援外如何讓受援國真正感到不同於西方國家的人情和溫暖，這恐怕是援外部門和企業需要探索的課題。若現階段的援外工作能做到這一點，則無疑是為未來進入成熟期的中國援外工作奠定了基礎，也將在某一個側面奠定崛起後的中國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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