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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樓
前特首曾蔭權在處理當年泰國因紅衫軍風波導致香港遊客無法及時返港問題時，遭致批評，有此經歷之後，後來在處理菲律賓歹徒劫持香港遊客事件時，就反應迅速，受到好評。這說明執政能力的提高非一蹴而就，而需要一個過程的磨練、一段時間的培育。
劉兆佳在《回歸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一書中認為，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新政權從來都沒有一套經過深思熟慮而擬定的管治戰略來應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很多時候是處於見步行步，被動挨打狀態，導致管治權威受損。而且對於決策模式朝「自上而下」方向推進一事， 無論在心理上、程序上、制度上或資源配置上均沒有作出足夠的應對。
2.特區政府在日常行政管理方面的優秀表現有目共睹，但領導班子在調動、統籌、協調和整合政府內部的人力和資源來落實政府的重大方針政策方面卻是問題不少。政府內部做不到的跨部門間的密切合作與協調。極大程度上依靠特首個人的政治判斷和能力，達不到通過集思廣益讓政府能夠通盤掌握和駕馭形勢的目標。
3.特區政府難以充分駕馭行政機關，在承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前提下未能充分利用行政資源以強化政府的管治能力及政治戰鬥力，同時在應對來自政府以外特別是立法會、政黨和媒體的政治挑戰也缺乏足夠的行政機制和資源。
4.無論在政府或在民間，公共政策的研究、發展和調整追不上客觀形勢的發展。港人訴求的改變和社會上政策共識的磨損都導致群眾的期望與政府的施政表現存在落差。
造成管治問題的三大成因
劉兆佳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一是特區政府高層沒有成立一個經常性的專門進行政治分析、釐定政治策略、深入研究政策課題、制定重大和長遠方針政策的政治領導小組。二是習慣了「放任主義」、「積極不干預」或「小政府、大市場」思維。三是領導班子一直未能與公務員隊伍建立緊密與互信的合作關係，尤其是地位最好、權力最大的政務官群體。
但李彭廣博士在《香港管治困局的深層次因素》一文中卻獨闢蹊徑地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在50年不變原則下，香港主流社會認為把英治的殖民管治體制做某種邊際調整便可，無視「港人治港」所指向的政治和管治體制重新建構的必然性。但我們對於英治時期的管治體制的客觀運作不掌握和缺乏認識，是造成回歸後香港管治困局的成因之一。就是這種「知識缺失」，致令在過去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有很多似是而非或未經充分論證的說法充斥香港社會。例如有一種想法，認為華人高官在港英時期位居要津，當知英國治港之道，以及英國管治殖民地的硬制度和軟組織。這種想法是認為從官員的個人為官經歷，便可得知所處職系或系統的運作詳情。須知道任何政府組織都屬科層組織，分工細緻，要身處下位者想知在上位的情況，以及從個人的經歷知道系統的運作邏輯，可說是極其困難的事情。何況在港英時期處於管制系統核心位置的職位是全數由英國官員包辦，直至英人撤離香港的前數年為止。諸如「以公務員為治港骨幹」等說法的背後，並沒有太堅實的研究作基礎，也不熟悉港英時期管治香港的基本體制，更不掌握從殖民地體制轉變為「港人治港」體制所需的條件和運作邏輯，因此未能洞察「英治香港」和「特區治港」在性質上的差別，並適時進行政治基礎建設和系統更新工程。
英國管治殖民地的骨幹官員，主要來自英國殖民地部公務員。這支隊伍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在英國招聘、培訓、管理和調配的，並因應需要而派駐不同的殖民地。香港政府聘用英國（外籍）官員的總數，1959年只有1401名，1983年3269名，然後逐漸減至1997年回歸前夕的1249名，由「二戰」後至1970年為止，所有擔任香港政務職系最高職級的官員都是來自英國的官員。從1971年開始才有第一名本地官員擔任當時政務系統最高職級的甲級政務官；1973年在原本最高職級的甲級政務官之上增設司長職級後，也只有一名本地官員是屬於此職級官員；直至1985年才有第二名本地官員擔任此職級官員，佔總數（13名）的15.4%。在1990年代後期，由本地官員擔任司長級官員的數目才陸續增加。至1990年時，本地司長級官員有7名，佔總數的一半；最後在回歸前夕的1997年，本地司長級官員增加至15名，佔總數（17名）的88.2%。這些華裔官員是在英國撤離香港的最後一刻才被委以重任，晉身管治核心，但在英國官員長期領導之下，要突破政策執行者的角色實有一定的難度。
「政府管治運作不變」是偽命題
除了派駐殖民地的管治團隊外，英國還在本土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輔助殖民地管治的支援系統，對殖民地政策和管制策略的制定起著重要作用。這個系統由兩部分組成：一以示負責和協調殖民地進行管制的殖民地部；二是負責研究殖民地問題和人員培育的大學和智囊機構。英國研究殖民地是19世紀中後期發展起來的，具有超過100多年的歷史。
隨著1997年的主權移交，便是管治香港的英國官員團隊的撤退和與英國本土管治支援系統的切斷。香港特區並沒有把英國官員的管制功能和管治支援系統在香港本土重新建立起來。需知道，1980年代或之後的治港公務員是以派駐在港的英國官員為管治骨幹，而並不是在香港招聘並以行政為主的公務員（包括香港公務員中的政務官員）；而支援香港在地方進行管治的支援系統是設在英國本土，而不是植根於香港。換言之，香港的管治團隊和管治支援系統已被掏空。
因此，當我們說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時，經濟方面的制度可以不變，但「政府管治運作不變」卻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特區政府並不了解港英時期的政府究竟是如何管治運作的。據聞曾蔭權說過，在港英時期，他每天上班走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傳真機有無來自倫敦的指令，有指令他就知道這一天該幹些甚麼，如果沒有傳真件，他就不知所措。港英時期英人掌握決策權，華人官員負責執行，華人官員缺乏決策實踐的鍛煉，欠缺決策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沒有決策權，就沒有深入社會各界、特別是落區調查研究的必要；就會形成只對上（英人）負責、不對下負責的、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識。中央政府對此早有發覺，在中英談判期間，曾向英方提出回歸過渡期設置一個有華人擔任的副總督，回歸後這個華人副總督可作為特首候選人，但此提議被英方一口拒絕。
由此我們就更理解陳弘毅教授所說的比「雙普選」更重要的可能還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的提高問題。以中共那樣以「馬上得天下」、飽經風霜的執政者，尚且經過30餘年的艱難探索才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那麼像特區政府這樣沒有經過艱苦奪取政權的過程磨難，沒有經過決策實踐的長期鍛煉，一夜之間就成了執政者，執政能力的欠缺實屬非常正常的事情。(本文轉載《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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