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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赤琰 前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指出基本法對本港的政治體制規定，並沒有「國際標準」的字眼，但26位反對派議員卻聯署要求政改要符合所謂「國際標準」，否則便不惜把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拉倒，讓政改原地踏步。如此重大的決定，關乎今後香港政局走向。到底這個所謂「國際標準」的尺度何在？反對派有無搞錯人權公約，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港人不得不向反對派提出嚴重的質疑。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提到，香港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而基本法對香港政治體制的規定相當具體，當中沒有使用「國際標準」的字眼。然而，反對派26位立法會議員早前卻聯署簽下「承諾書」，承諾如果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的話，會在立法會一致投票反對政改方案。據何俊仁於8月24日出席無綫新聞台《講清講楚》節目時的講法，所指的「國際標準」是以聯合國人權公約第二十五條A與B項兩條文所說的，要讓選舉有公平與有選擇才算得上是「真普選」。在訪問中，何俊仁還講到曾有國際法專家來港參與講座時，也提到要讓選民有選擇候選人的選舉才能說得上符合這第二十五條的標準。
對選民公平民主開放
首先，反對派所謂的「國際標準」是否存在？就拿人權公約第二十五條來說，選舉要民主、要開放、要有選擇候選人的機會，所有這幾點，歸納起來不外乎兩點：第一點對選民要公平民主開放，即合乎資格的選民不能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種族背景、經濟條件、教育水平等原因而被剝奪投票權。第二點對參選人要公平民主開放。然而，要當上候選人的條件可就複雜得多，要在全世界找到一個劃一制度可就強人所難。例如作為候選人的能力有沒有問題？如何定下標準？候選人的財力多少是否也可定下標準？社會犯罪紀錄或行為好壞可否定下標準？這些都是可引起爭議而莫衷一是的問題。因此任何選舉制度只要能給任何符合參選資格的人一個機會，去競逐出任候選人，便是公平正義與民主開放的制度，也符合人權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要求。
其次，說到當候選人的機會，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選舉制度給予機會，只要這制度提供一個民主、開放、公平的機會，便沒話可說了。個人要參與競逐當候選人的機會，一般常見的有政黨政團、功能團體，以及特設機制，只要這些管道對個人一視同仁不加以歧視，便屬符合公平公開民主的條件。當然，機會人人有，至於當不當上候選人就要看個人的本事了。在現代所見的民主政制中，說到底只能用上機會開放與否來決定其是否民主、公平與開放。其他似是而非的爭議，都無濟於事，也都是空中樓閣。不是嗎？財力多寡如何定標準？教育水平又如何定標準？種族宗教也不能定標準，生平又如何劃標準？因此，除了機會人人有，也就可化爭議於未然矣！
因此，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與立法會的選舉，將擬訂出來的政改方案，唯一能凝聚共識的觀點，也只能用機會去看是否公平與開放。是的話，便是符合民主與人權的選舉制度，行政長官選舉如此，立法會選舉也如此。
指提委會不公平沒道理
反對派一直堅持認為，以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根據附件一的四大界別選舉，產生提委會去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作為唯一的候選人提名管道辦法，並不符合「國際標準」。依何俊仁的見解，提委會要容許「公民提名」，參選人獲「公民提名」後可經由提委會驗證後進入提委會成為候選人，這樣才符合「國際標準」。
如果把提委會視為唯一提名機構，就視為不符合他們所謂「國際標準」的話，那是言過其實，無的放矢。因為產生提委會的四大界別選舉，機會同樣都是公平開放。這可以從過去的選委會選舉中公開讓黨派、團體與個人參選看出來，反對派也能在過去的選委選舉中，在大專教育、社福、法律、醫療等專業界別取得優勢。但最終之所以不能在其他界別有所「進帳」，這不是機會對反對派不公平不開放的問題，而是他們在政綱上贏取不到其他重大界別如工商金融和其他社團等界別的支持。因此，歸根結底是，機會給了你而你又贏不到，只能怪自己在四大界別選舉棋差一着，不是機會不公平不民主不開放。
至於選民有沒有選擇候選人的「國際標準」問題，其實，只要有2名候選人讓選民去投票，像美國的總統選舉通常都是2位候選人那樣，便算得上有得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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