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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把經濟民生事務政治化，使司法覆核淪為政治工具，不僅對法治精神構成嚴重損害，而且阻礙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終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多次表示，司法覆核並非解決所有經濟、民生問題的萬應靈丹，呼籲有關問題應該在社會其他平台解決。終院前非常任法官列顯倫認為政府並無違法，仍然遭到挑戰，是有人濫用了司法覆核，本港應該堵塞法律漏洞，避免司法覆核氾濫無休，以維護法治和社會總體利益。
回歸以來，反對派屢屢濫用司法覆核，從吳嘉玲案、莊豐源案、外傭居留權案、港珠澳大橋案，以及針對立法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的剪布權的司法覆核等，使政治、經濟、民生等眾多問題高度政治化，嚴重傷害法治和經濟民生，製造了社會嚴重撕裂，政爭無日無之，亦損耗天文數字的公帑。
公民黨屢次操控司法覆核「包攬訴訟」
令市民感到擔憂和氣憤的是，回歸以來的司法覆核，背後大多數都有熟悉法律的政黨和政客在操弄，令司法覆核不但完全喪失監察政府的本意和作用，反而加劇社會的矛盾，犧牲社會的整體利益，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是對法治精神和經濟民生的傷害。
回歸以來，公民黨屢次操控司法覆核「包攬訴訟」。例如，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司法覆核案，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移民湧港的嚴重危機，幸人大釋法得以化解。此案代表吳嘉玲的大狀是公民黨核心成員張健利，以及與公民黨關係友好的戴啟思、郭瑞熙；2001年7月的莊豐源司法覆核案，代表莊豐源的大律師是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及郭瑞熙，莊案令大量內地孕婦湧港產子，一度對本港醫院的婦產科、兒科、母嬰健康院以至人口政策和社會福利造成嚴重影響。
2011年4月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協助朱婆婆提出司法覆核的律師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代表朱婆婆的大狀戴啟思與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這宗官司的副手大律師郭榮鏗是公民黨執委。2011年9月的「外傭居留權案」，負責官司的大狀還是公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另一個主要角色帝理邁也是公民黨創黨黨員。
濫用司法覆核使港珠澳大橋成本上升88億元
2011年4月的「港珠澳大橋案」，協助朱婆婆提出司法覆核的律師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代表朱婆婆的大狀戴啟思與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這宗官司的副手大律師郭榮鏗是公民黨執委。朱婆婆證實是有人叫她打官司，「我唔係有心搞，不過，他們（公民黨）同我講，我又『矇查查』，我老人家懂什麼？」公民黨大狀聞言方寸大亂，不但拒絕公開對質，還誣衊朱婆婆「唔識講嘢」。
公民黨或公民黨的「友好大狀」多次利用司法覆核製造「居港權案」，以及公民黨幕後操控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是如出一轍的慣伎。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社會代價沉重，僅舉港珠澳大橋環評案為例，大橋工程最終延誤兩年，工程成本因而急升88億元，即使不計有關連接道路工程費用的上漲，大橋工程完成後因連接道路遲遲不能接駁，大橋也就無法發揮各方面的效益，其損失更是難以估算。
反對派企圖令禍港殃民的拉布合法化
梁國雄、黃毓民等反對派議員多番就剪布提出司法覆核，企圖令無休無止的拉布合法化，徹底癱瘓議會，阻遏政府施政。例如，香港高鐵自2009年由行政會議拍板興建後，就被反對派議員「拉布」阻止撥款，「拉布」議員無所不用其極，不單對同一問題重複提問，還提出一些荒謬、無聊的提問。這次「拉布」從2009年12月一直到2010年1月，使高鐵撥款議案最終延至2010年1月中才獲通過，但整個項目成本由2008年預計的395億元大幅上升至今900億元。
令人憂慮的是，「拉布」已經由過去針對重大法案及預算案，蔓延到立法會各個事務委員會，反對派議員無日無之的「拉布」，嚴重拖累經濟民生。尤其是每年的財政預算案審議，反對派都例必提出大量無聊、瑣碎、重複的修訂意圖拉布，導致多項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措施接連受阻。
梁國雄、黃毓民等反對派議員多番就剪布提出司法覆核，但法庭在2012年和2014年明確判決，基本法有關賦予立法會議員參與立法會立法程序權利的條文，並不是給予個別議員根據個人意願任意行使權利干擾會議，立法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有權主持會議，包括以剪布去控制會議進度。
本港各界應反思檢討濫用司法覆核的問題，應該堵塞法律漏洞，在司法覆核門檻由法官決定的前提下，可檢討法律觀點和執行上能否進一步完善制度，法官也不應濫批、濫審司法覆核，避免司法覆核氾濫無休，以維護法治和社會總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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