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接受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擁有至高的憲制權責，是香港社會主流民意開始認同政治「兩制」也必須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的重要標誌。香港政治新格局對愛國愛港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是有利的，但後者亟需提高政治水平和從政能力，否則，無從把握機會。要盡快克服「非黑即白」的政治思維，掌握處理複雜政治關係的技巧。
分析和判斷現實政治，首先必須分析和判斷「政治格局」。「政治格局」是指：政治「持份者」（stakeholder）的力量對比和政治追求所形成的政治態勢，在一段時間或一個時期是相對穩定的。譬如：自1991年以來香港立法機關在地區直選中愛國愛港力量與反對派得票數之比基本處於四比六，就是近20年來反映香港政治格局相對穩定的一個指標。
然而，不能僅僅根據這樣一個指標就斷定近20年來香港政治格局沒有變化。政治格局的變化是以重要政治事件為標誌的。事實是，2003年6月29日CEPA簽署和七一遊行就以十分弔詭的形式反映，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對待「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由之前只講「兩制」忽視「一國」開始向經濟講「一國」而政治強調「兩制」轉變。儘管對香港政治全局而言，這還不是「質變」，卻已是不可低估的「部分質變」。
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
再經過約7年時間，2010年6月24日和25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以四分之三大多數通過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訂議案，則是標誌著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又由經濟講「一國」政治強調「兩制」開始向認同和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轉變。這是香港政治格局「質」的變化。儘管是開始，不穩定或欠穩固，可能出現暫時或局部的反覆；但是，方向和趨勢已不可逆轉。
7年來，香港政治「持份者」的力量對比和政治追求都發生了並正在繼續發生著重要變化。
中央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因應「一國兩制」新態勢，調整了香港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國家對香港經濟的大力支持，中央及其派出機構與香港社會各界的廣泛溝通，香港經濟無可阻擋也不可逆轉地融入國家主體經濟，國家在全球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等等，這一切促使香港越來越多居民深思香港與國家關係，在愈益認同經濟必須講「一國」的同時，開始檢視政治「兩制」是否也必須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
接受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擁有至高的憲制權責，是香港社會主流民意開始認同政治「兩制」也必須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的重要標誌。無此，就不可能有民主黨改變長期信奉的「逢中必反」立場，主動要求與中央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交換意見。無此，民主黨就不可能一再調整其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張而終於納入《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框架。無此，香港社會主流民意也就不可能對2012年政改方案得以通過而表示歡迎。
西方大國與中國關係演變，也影響香港政治「持份者」的力量對比和政治追求。值得重視的是，美國在2005年下半年對待香港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修訂的諮詢和立法，是高調支持反對派捆綁來反對的，但在今次香港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訂議案的諮詢和立法過程中卻保持沉默，而在有關修訂議案獲香港立法會通過後隨即表示支持。
溫和反對派的轉變
總之，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和國際關係演變，使香港政治「持份者」的力量對比開始向有利於愛國愛港陣營的方向傾斜；以民主黨為代表的溫和反對派從「態度理性」開始向「觀點理性」轉變，亦即從過去以「民主」為「拒中抗共」的手段，開始轉變為願意在尊重和服從《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前提下推進香港政制民主發展，使香港政治「持份者」的政治追求也開始向有利於全面準確貫徹《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方向傾斜。從而，香港政治邁入新格局。
這是香港政治具根本性質的變化。是否鞏固，既要看民主黨以及溫和反對派其他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如何應對轉變所帶來的衝擊，也要看愛國愛港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如何適應轉變所帶來的挑戰。
前者在相當程度上處於「夾心」——處於激進反對派與愛國愛港中堅力量之間。這是一種過渡性的位置。如何應對，固然考驗政治技巧，更重要的是對基本政治判斷的考驗。民主黨在與中央的關係上已經走出至為關鍵的第一步，是退抑或進，就關乎基本政治判斷。
香港政治新格局對愛國愛港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是有利的，但後者亟需提高政治水平和從政能力，否則，無從把握機會。要盡快克服「非黑即白」的政治思維，掌握處理複雜政治關係的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