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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隨著中國國家形象片在美國上演，世界如何看中國、中國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又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這幾年隨著中國外部崛起進程的展開，「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已經成為一個持續的話題。無論是一般百姓議論的「當世界誤讀我們時怎麼辦？」，還是公共外交在中國的興起，抑或是中國一系列大手筆對外公關活動的展開，大致都屬於這一範圍。
然而，「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充其量只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支撐這一技術層面的最根本的問題則是「中國如何看自己？」只有解決了「中國如何看自己」的問題，才能最終解決「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的問題；不然，「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就只是一個假命題，因為其前提是模糊的，基礎是不穩固的，在具體方式上是飄忽不定、令人莫衷一是的。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中國如何看自己」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簡單說來，就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而言，大概可以分成兩個層面的子問題：一、如何看中國文化在東西方大變局中的處境和作用（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和中華文化到底可以為人類的現代化和文明進程作出哪些貢獻？二、中國未來（三、五十年後）究竟應發展成一個什麼樣子？在目前的發展進程中，究竟有哪些元素應得到提煉，使其逐漸成長為確保長治久安的保障性框架？有哪些盲點是從現在起就必須注意甚至警惕的？
這兩個問題，第一個比較抽象和務虛，而第二個則更多涉及國家發展的長遠策略，相對比較務實。但即便在第二個方面，也可分為兩個範疇：一是在國家發展的具體策略和做法上；二是在心態上，其中包括對外交往的心態上。本文主要涉及的是這方面的內容。
作為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中國崛起對世界的衝擊與其說是政治、經濟、軍事和戰略上的，還不如說更多是心理秩序上的。因此，今天中國和西方的所有矛盾和衝突，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戰略的背後，其實涉及到非常深層的心理秩序的調適難題，而心理秩序的調適無疑也將嵌入雙方更為深層的思想史的層面。
這從另一個側面也驗證了筆者的另一個觀點：一個民族的歷史，與其說是一部政治史、經濟史和軍事史，還不如說是一部思想史；因為有什麼樣認知水平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外在表現。就「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的命題而言，表面上看是一個行為模式的問題，但其背後卻是一個與外部世界交往時的中國國民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度問題。
坦率地講，在這方面，中華民族的集體精神世界是不甚成熟的。三年前當奧運火炬傳遞和西藏風波初起時，筆者曾用「當西方殘留的傲慢遭遇東方尚存的悲情」來形容和歸納其背後的錯綜複雜的種種心態。西方過去數百年現代化歷程上，呈現出現代文明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一體兩面；但惟其經歷了物質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的雙重洗禮，近數十年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開始退居二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開始佔據上風。即便如此，當遇到中國這個東方龐然大物的崛起，西方殘留的「西方中心主義」還是會不自覺地從深層浮上表面，令西方世界再次直面其思想史上的另一個重大挑戰。西方世界能否應對這一挑戰並完成突破和超越，人們將拭目以待。
但中國在數千年歷史上，則從來沒有經歷過精神現代化的過程。相反，中國在過去數百年經歷了西方的奴役，在整個民族的心靈深處積聚了一股悲情。這股悲情在過去一百五十年現代化歷程上，體現為不同派別和理想的人們的救國救民的努力，而在中國初步崛起的今天，卻被演繹為一種十分複雜而微妙的情緒。
在這股情緒中，一方面有對發達世界及其成就的敬仰乃至迷戀，又有對西方殘留傲慢的憤懣；一方面有對自身迅速取得的成就的自豪，另一方面又有自豪之餘的膨脹。在這股情緒中，既有對西方傲慢和蠻橫的合理鬥爭，又有一不小心或有意無意地「倒髒水連盆裡的小孩一起倒了出去」的失誤，以致徹底否定了西方對人類現代化進程和文明寶庫所作出的貢獻；同樣，在面對自身的問題時，既有對自身存在的問題的「愛之深，恨之切」，同時又有對外界批評的超乎尋常的敏感和反彈。
凡此種種，都很難以用一味正面或負面的眼光來看待，惟其如此也正好折射了中華民族由於缺乏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的進程，因而無論是衰敗期還是崛起期，其集體心理狀態都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難以自持」的特徵。「難以自持」的背後，實際上是對自身定位的不甚清晰，是對自身和別人的精神狀態缺乏深入的透視、分析，也是對各種似是而非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缺乏透徹、平衡、理性、思辨和超然的消化、辨析、加工和揚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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