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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輝
反對派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在今後四年內，營造得到北京支持的行政長官沒有辦法治理好香港，得不到反對派所代表的選民的支持的氣氛，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作好準備，隨時奪權上台。面對反對派已完成的兩項轉型的部署，建制派尚有不少工作需要加快完成，以應對未來的發展形勢。
2017年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將進行普選，反對派如今提前四年就作好了轉型部署的準備，在兩個層面上協同並進，反對派分別形成主力的政黨部隊和側面迂迴的「關注組織」游擊隊，以多元、多層次、或明或暗的方式展開政治鬥爭。作為選舉工程的發動機，反對派已經形成功能性的統一協調機器，即傳媒、政黨、教會、側面組織的整體統籌和配合，建立高度集中的指揮系統，可以短期集合群眾上街，或者包圍政府總部。
在政黨方面，反對派已經實行了大改組、大整合，作出了細緻的分工，形成全港工作和地區工作的統一協同效應，擴大政治光譜，而且作出了明確的策略安排。公民黨代表激進的力量，統合「人民力量」和社會民主連線，挑戰「一國兩制」，挑戰基本法，極力展開「去中國化的鬥爭」。
這部分力量在選舉中可以擁有52萬張選票。民主黨和民協則爭取中間狀態的重視社會秩序的選民，可以影響到25萬張選票。工黨則不斷在議會製造勞工的議題，大力呼喊勞工福利的口號，吸納受薪階層的選民，可以爭取到11萬張選票。
在反對國民教育的一場戰役，三個不同政治光譜的政黨，聚合在一起，利用各自的所謂「關注組織」，發動社會群眾、教師、學生、教友，上演了初試鋒芒且極具煽動力又頗顯協同效應的一幕。
所謂「關注組織」，其實是反對派政黨的白手套，有利於動員不明真相的群眾，也有利於欺騙社會輿論，更有利的是，一旦激進的路線引起了社會公憤，立即可以金蟬脫殼，政黨毋須承擔任何政治後果，溜之大吉。否則，在選舉的時候就會受到理性和溫和的選民的拋棄。公民黨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因為發動三項官司嚴重損害港人的利益、大量浪費公帑曝光，使他們眾多政治明星落馬，輸得很慘。反對派很快就吸取了教訓，於是越激進的鬥爭，越不用政黨的名義發動，改用關注組、學民思潮、學生會的名義去發動。
反對派心戰室的那隻手
許多人都說，香港究竟有沒有一個反對派的心戰室？現在的情況已越來越明朗，右派的傳媒已經和反對派的三個層次的政黨高度結合。那家《生果日報》、某電台，已經成為大旗手，傳遞鬥爭的訊息。另外一些免費報紙，則成為衛星傳媒，予以配合。每一次鬥爭，輿論先行，挑動和影響社會情緒。在選舉之前的兩個禮拜，反國民教育突然出現高潮，就是傳媒和政黨在後面策劃，側面的社會群眾組織出擊的結果。
公民黨的黨魁陳家洛突然成功上位，能夠讓余若薇、陳淑莊讓出位置， 余若薇與郭家麒又能夠轉移到新界西出選，得到民主黨的協助；九龍西的毛孟靜又能夠與「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冰釋前嫌，在選舉辯論中互相配合，成功上位。在在說明，反對派內部雖然有各種利益的不協調，但是背後一直有一隻「上帝之手」進行調動指揮。美國勢力的支撐就是這隻「上帝之手」，以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陳日君、陳家洛形成了新的指揮核心，操控著香港的政治。從五區公投到2012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以及反對國民教育，都有人作出長遠的規劃，短期隨著形勢變化作出策略變動和調節。
四場鬥爭抹黑特區政府
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反對派迅速組織了四場鬥爭。第一場鬥爭：為綁架立法會選舉，反對派發動激進的青年人，包圍了政府總部，反對國民教育，要求撤科。第二場鬥爭：反對特區政府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反對開發新界東北，理由是，開發新界東北是把香港變成了「深圳的後花園」、「為內地的大富豪興建豪華住宅」、「讓地賣港」，主張不要開發新界。第三場鬥爭：利用水客問題借題發揮，高舉代表殖民管治香港的龍獅旗，鼓吹「港獨」意識，高呼「中國人滾出香港」的口號，公然在香港進行反對中國、反對「一國兩制」、挑戰基本法的活動。第四場鬥爭：反對特區政府雙倍提高長者高齡津貼的鬥爭，準備在立法會否決政府的提案，讓政府改善民生的措施無疾而終，然後反過來攻擊政府未能為民興利。
與此同時，反對派還發動了多場官司，配合這四場鬥爭：通過所謂司法覆核的手段，企圖要拉梁振英下馬；立法會復會之後，反對派議員有計劃要拉教育局長吳克儉下馬。反對派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在今後四年內，營造得到北京支持的行政長官沒有辦法治理好香港，得不到反對派所代表的選民的支持的氣氛，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作好準備，隨時奪權上台。
建制派應有的應對部署
面對反對派已完成的兩項轉型的部署，建制派將準備如何應對？若從建制派方面來觀察，尚有不少工作需要加快完成，以應對未來的發展形勢：
一、以目前的情況看，建制派的最大弱點，是未能夠把自己的訊息和網絡延伸入最近15年新近落成的私人屋苑。這些私人屋苑裡住著大量20歲到40歲的專業中產階級人士。這有利於反對派的公民黨，他們不需要做多少地區工作，就可以取得26萬張選票， 佔了投票人口的20%。這些居民的特點是：承受著高樓價的壓力，分期付款的開支，佔了其收入的一半；所居住的地區大都在新界西和新界東，包括將軍澳，遠離市區，距離上班的地點非常遙遠，交通費用昂貴；所在的地區社區設施不齊全，日出康城更是一個典型的屋苑，環保問題突出，政府還要在這個區設立堆填區，附近沒有購物設施和街市。如果說，東涌和天水圍是低收入人士的「悲情城市」，那麼，日出康城類型的屋邨就是中產專業人士的「怨氣城市」。建制派怎樣反映這些中產專業人士的呼聲，怎樣接近他們，是一個非常新的課題。
二、建制派喜歡用政黨的名義去接觸群眾，利用關注組接觸和發動群眾的手段不夠多。按照不同的社會題目，動用不同的名義發動群眾，這種跨越階層和地區的行動應該更多進行。
三、建制派內部須有充分的協調。自從唐梁相爭之後，建制派內部似已貌合神離，現在應想辦法進行戰略性的協調，使建制派的力量形成協同效應。特別是身為港區人大代表或更高位置的那些人，更應起到引領性的、正面的表率作用。
四、針對青少年的工作，特別是校園內的工作，建制派明顯落後於反對派。建制派有需要進行新的整合和轉型，開拓新的工作方式，更加注重面向多層次的群眾做工作。建制派若要在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爭勝，做好以上工作必不可少。
本文將載於香港《鏡報》2012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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